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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次“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新闻发布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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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次“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新闻发布会召开
发布人:中国网  发布时间:2017-4-14

  第二十四次“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于近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国代表出席会议。4月11日(星期二)下午4:00,在职工之家酒店A座四层22号会议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会议情况,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以及印度、巴西、南非等国部长将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解振华:

  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第二十四次“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的新闻发布会,非常感谢中外的媒体,一直以来对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这项重要议题的关注和支持。“基础四国”是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四个发展中大国,是加强沟通、增强互信、协调立场的一个重要合作机制。自2009年建立以后,“基础四国”的机制在推动气候变化的多边进程,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共同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基础四国”都是发展中国家,是“77国集团”的一部分,所以主要是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同时,又推动多边的进程,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这个合作机制对《巴黎协定》的成功达成和提前生效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参加今年第二十四次“基础四国”部长级会议的有:印度环境、森林与气候变化部联合秘书长普拉萨德先生,有巴西外交部环境、能源、科学和技术事务副秘书长卡瓦略大使,南非环境部副部长汤普森女士。在这两天的会议中,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今年第二十三届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的主席国代表斐济地方政府、住房和环境部长,“77国集团”主席国的代表厄瓜多尔驻华大使,以及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埃及环境部长参加了这次会议。这表明“基础四国”是在“77国集团”之内加强内部沟通协调的一个很好的机制,也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在“基础四国”这次部长级会议上,各国的部长,就当前气候变化国际形势下,就如何推进气候多边进程进行了沟通、协调,重点就《巴黎协定》的后续谈判、强化2020年前的行动、各国国内的行动和务实合作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次会议发表了“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的联合声明,这个声明已经发给了媒体的各位朋友们,所以我们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充分利用发布会的时间,联合声明我就不念了,大家可以就联合声明的内容,就你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提问。提问的时候,希望媒体的同志先自报家门,然后明确讲一下,向哪国部长提问,由部长就大家的问题作出回答。另外,我们还有中外的媒体来参加新闻发布会,所以我们用交传的方式来加强我们之间的沟通。

  下面请媒体的同志提问。

  央视网英语频道记者:

  您好,我是来自于央视网的记者,我的问题是想问解主任和来自于巴西的大使先生。我的问题是,在过去的这些时间内,我们注意到一个趋势,就是在现在以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大环境当中,最开始发达国家好像发挥出了领导力,表现出了较高的热情,进行了投资,调拨了相应的资源。但是,现在好像出现了热情减少的现象,而且现在的这个情况正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上任而进一步恶化。我想了解一下,在过去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有关各方是否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例如,大家是否曾经讨论过“基础四国”应该如何加强合作,以应对现在的这一情况?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很多发达国家的领导者或者国家元首好像并不是对多边机制有太多的热情,而更加倾向于以双边甚至是单边的形式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

  卡瓦略:

  大家下午好,首先非常感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我也非常高兴先回答你的问题。在开场白的时候,解振华先生就已经说了,我们作为“基础四国”的代表,到这里来就是要加强协调与沟通,要对于气候变化问题取得进展开展讨论的,而且我们这种努力已经得到了不仅是“基础四国”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包括斐济、埃及部长,还有来自于厄瓜多尔代表的积极响应和参与。

  在我们的讨论当中,我们非常明确地了解自己将来的前进方向和指导原则,这一切都是基于在最近签署并已经进入实施阶段的《巴黎协定》,而且《巴黎协定》签署和实施的速度,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来说,已经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巴黎协定》在去年11月已经正式生效,是在马拉喀什举行的第二十二届缔约方大会上正式生效的。这次会议上我们就已经决定了,把以前没有做完的工作要做完,具体的方式是什么?大概的时间节点又有那些?其实《巴黎协定》给我们奠定了一个很好的框架基础,提出了相应的指导原则,但是具体的实施细则,还有待有关各方的磋商与作出的最后决定。

  我们对现状进行了讨论,也了解到,现在对有关具体内容的定义还有一些不是特别清楚,需要进一步讨论,这也是我们在未来要不断完善的工作。在过去两天当中,我们非常充分、广泛地讨论了现在的现状,讨论到了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战略,以实现在座的“基础四国”已经作出的承诺。因为所有这些工作的开展,都是为了进一步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当然,我们也讨论到了如何敦促发达国家来更好地兑现自己的承诺,毕竟发达国家作出承诺的基础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所以,我们讨论了需要开展哪些行动,讨论了在落实过程中需要的支持,而且已经把我们需要发出的信息,通过《联合声明》的形式向外界进行了发布。通过刚才的讨论,相信您已经了解到了,我们讨论了现在气候变化的国际大环境,包括在近期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最新进展,也就是说,这两天的讨论还是相对比较全面的,我们也考虑到了作为“基础四国”在未来要沿着现在的既定方向不断前行,再接再厉,再次重申我们作出的承诺,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解振华:

  刚才巴西的部长已经把我们“基础四国”研判当前进程的形势,就四国的立场已经作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对中国来说,习近平主席今年在达沃斯论坛上已经就当前气候变化的进程,表明了中国非常明确的态度。他讲,《巴黎协定》符合全球发展的大方向,成果来之不易,应该共同坚守,不能轻言放弃。这是我们对子孙后代必须承担的责任。中国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百分之百地承担自己的义务。中国已经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在“十三五”规划当中,中国已经把2020年的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并作了部署。我相信这些行动之后,到2020年,中国会圆满、超额完成我们作出的承诺。

  凤凰卫视记者:

  第一个问题,针对特朗普的第一能源计划,我们想知道在这次会议上,有没有针对性的讨论?这是不是对路线图的制定,更加充满艰辛?第二个问题,到今年年底还会开气候变化大会,针对特朗普和美方可能出现的态度变化,“基础四国”是否有讨论怎么样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使得今年年底的气候大会能有所进展?

  解振华:

  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到,美国新政府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国内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国际政策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在这一点上,我们对美国国内政策的看法,应该说,如果美国国内政策有变化,会直接影响美国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得的实现。因为,过去美国政府的清洁电力计划等一系列政策和规划,是为了实现在2005年的基础上到2025年要降低减排26%-28%的目标,如果美国国内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对它的自主贡献目标的实现要造成一些影响。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看美国国内政策的变化情况。另外,美国国际政策现在还没有明确,据我们了解,正在进一步评估,然后加以明确。在这一点上,各个国家也都很关注。我相信,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这是对全人类负责的行动,而且,实行绿色低碳发展,有助于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大的历史潮流,各个国家都不会逆历史潮流而动,在这一点上,作为“基础四国”之一,中国愿意和美国进一步在这方面加强合作和沟通,共同推动这个进程。

  第二个问题。这次“基础四国”的部长会议,我们四位部长以及观察员,在今年上半年,我们和各个国家都有一些交流,交流各国的看法。就中方而言,我们不光是接待了欧洲多个国家的部长,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我们最近都举行了双边合作。应该说,大家现在对气候变化进程的热情并没有减,但是都有一些疑虑。所以,在今年5月份要开始的谈判之前,“基础四国”的部长在一起,就整个进程进一步发出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就是这个进程要坚持,而且“基础四国”要坚定地兑现我们的承诺,落实我们的自主贡献,通过我们的行动向国际社会来表明“基础四国”的热情并没有降低,我们会继续推动这个进程,我相信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金融时报记者:

  欧盟承诺拿出100多亿美元以应对气候变化,他说全世界还缺大概400亿,您觉得这个钱会从哪里来?这是否会变成阻碍进程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还是会继续往前走?

  解振华:

  这个问题我先回答,然后再由我的同事进行补充。这次“基础四国”部长会议上,特别谈到了要落实《巴黎协定》,继续这个进程,发展中国家急需提高能力。在这方面,发达国家要兑现《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中的规定和承诺,每年要提供1000亿美金的资金支持。现在看,离2020年还有4年的时间,还差400亿,按照我们在马拉喀什会议上发达国家公布的筹资时间表和路线图,2015年到2016年已经达到了每年600多亿美金的资金支持,计划以后每年增加100亿,到2020年达到1000亿,甚至超过1000亿,这是发达国家给了发展中国家这么一个时间表和路线图,但是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认这个账,因为在他所报告的资金总量中有很多是发展援助资金,不符合《公约》新的额外资金的原则要求。所以,我们希望发达国家要继续落实《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的要求,履行自己的义务,兑现自己的承诺。至于说,有些国家可能不愿意出这个钱了,这件事我和欧盟气候委员交换意见时讲了,这件任务是发达国家的,发达国家内部要很好地协调,要兑现这个承诺,把这个钱拿出来,这是我们建立政治互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但是,光靠这些钱显然是不够的。在座的“基础四国”,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也在通过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能力。这个钱跟发达国家的出资性质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内部合作,但是发达国家每年1000亿的资金应该要落实。

  普拉萨德:

  首先,对于解振华先生刚才给出的回答,我是完全支持和赞同的。同时,我还想跟大家强调一点,欧盟气候委员所援引的数据来自于OECD的一份报告,但是,这个报告提供的数据本身就是很让人怀疑的。如果你看一下现在发达国家已经作出的这些承诺,就会发现其实是已经明确规定了这些资金的支持,它应该是新的、额外的资金支持,而不应该是在现有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多边或者援助机制之下已经作出的资金支持的承诺。而且,如果我们对于这些资金的来源来做一个分类的话,就会发现,真正流入用于气候变化目的的资金数量,远远小于他们所做出的承诺。而且这样一个问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讨论过程当中也是曾经被提及的,比如说绿色气候基金,在这个基金当中,真正调拨到每一年实际用途的资金,大概只有25亿美元左右,而且这个资金流入的速度也是相对比较慢的,再加上提供资金的过程或者说中间经过的程序非常复杂,所以真正能够让项目拿到手,让项目推进的资金资源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现在碰到了几方面不同的问题,包括了数据来源、统计方法还有一些方法学上的问题,我们也希望通过新一轮谈判,对于这些问题可以找到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而且发达国家在《巴黎协定》当中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些承诺,其实也应该是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自身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输入源。刚才您提到,每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在未来它的规模还会不断增加,而且这些资金一旦到位,提高发放速度,用于支持项目的力度也将是前所未有的。

  汤普森:

  非常感解振华先生给我一个补充的机会,我想跟大家说,我们希望发达国家能够承兑自己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支持的承诺。因为大家可能也已经了解到,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环境当中,《巴黎协定》已经是各方努力之下能够取得的最好结果,《巴黎协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均衡的框架机制,让我们能够有效地解决防范风险的所有支柱性问题。我们也都知道,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于那些气候变化较为脆弱的国家,在《巴黎协定》的落实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公平性作为必须坚持的核心原则。

  解振华: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理解。气候变暖、气候变化,这是对全人类的一个挑战,所以需要所有缔约方、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来应对这个挑战。如果有一个国家,或者是有国家不能够兑现自己的承诺,可能就给其他国家带来更多的压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把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变成是一个绿色低碳发展的机遇,那无疑给加快转型升级的国家就带来了低碳发展的机遇。

  据我们了解,如果要实现2030年各国自主贡献的目标,现在大体上每年需要的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投资是1.5万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据全球气候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估算,估计到2030年,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需要90万亿美金。也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个市场给各国的绿色低碳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机遇,而且,它也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不光是对中国,对所有国家,这种挑战完全可以带来机遇,带来市场,带来转型升级的动力。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础四国”会和其他国家一起,面对这种挑战,把挑战变成机遇,变成我们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基础四国”和更多的国家会愿意承担起这个责任,我们也愿意和所有的国家一起加强合作,通过我们的努力实现合作共赢。

  普拉萨德:

  在您的第二个问题当中,提到印度在适应方面作出了哪些相应的举措,取得了哪些成效?实际上,印度对于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的关注由来已久,在2008年、2009年左右,我们就已经建立了适应气候变化全国委员会,在委员会的框架之下,设了八个分委会,其中有五个分委会都是专注于适应问题的,而且他们的职责范围涵盖了包括农业、水资源管理、生态系统管理、大坝建设等多个不同方面,以加强当地对于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我们也采取了跨部门协作的方式,除了专门的一个部委外,所有这些分委会的工作也会和其他部委相关工作进行衔接和落实。

  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随着时代不断发展,我们总是会碰到一些新的挑战。在印度,有一个在总理领导之下的最高级别的气候变化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框架之下建立了一个新的机构,专注于气候变化对于人体健康所产生的影响。另外一个新的委员会,也是在总理的领导下,就是对沿海地区加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委员会。除此之外,在印度还设立了适应气候变化国家专用基金,这也就意味着,州一级或者邦一级的政府,如果他们对于适应气候变化有相应的措施或者计划,都可以申请国家基金的支持。自创立伊始到现在,我们收到了来自于很多各邦、各州的申请,与此同时,各个部委也有自己专属的适应气候变化计划,在地方层面,人们也致力于通过加强适应来应对气候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或者说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完整结合到当地发展规划当中。在印度,我们在适应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的是一种整体性的、系统化的管理方式。我们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主要是因为我们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毕竟现在极端气候多有发生,而且我们在当地层面也建立了一个应灾响应系统,在街道层面我们都有应灾协调管理委员会,以在当地层面解决相应的问题。在过去这些年,我们开展了不少工作。但是我们也深知,前路依然漫长,我们总是期待着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吸取经验,以便做得更好。

  卡瓦略:

  非常感谢您刚才提出这个问题,在此我还想补充一下我的观点。我可能会从其他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刚才,解振华先生提到,这其实是我们化挑战变机遇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对于他的这种观点,我们也是完全赞同的。但是,除此以外,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现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走过的这些时间线需要多少时间,需要什么样的行动,有哪些行动是迫切需要采取的,或者说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问题的迫切性。以巴西为例,其实现在频发的极端气候变化也是让巴西饱受了各种自然灾害之苦,因为气候变化,过去下雨的方式现在已经发生了改变;因为气候变化,农产区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干旱问题,导致了当地经济发展下滑,也导致当地粮食供应不足。考虑到巴西也是粮食出口国,所以,粮食供应的短缺影响到的不只是当地人,还影响到了其他粮食进口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所以,这也就表明了,采取行动是迫在眉睫的。

  我们还可以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会造成什么样的代价?或者反问这个问题,以表明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其实,需要适应气候变化的这些发展中国家,需要迫切采取行动,这主要是因为气候变化并不是昨天出现的问题,不是过去一二十年当中出现的问题,而是在过去几十年经年累月导致出现的问题,而且在这个问题当中,发达国家在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自己在能源方面的技术突破,实现了自己经济的长足发展。与此同时,他们这些做法增加了大气当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了今天全球气候环境的恶化。

  所以,在这里重申一下,第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不是今天或者二十年之前的新问题,而是累积效应。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才通过讨论,推出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而在此基础之上又推出了《巴黎协定》,特别是要强调的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之所以这么说,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所处的情况,大家就会了解我们的立场。首先,要评判历史责任;第二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基于这两个原则,我认为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有经验、有资源、有能力进一步做得更多的国家,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这是第一个视角。

  第二,这个问题非常迫切,是因为现在我们留下的时间不多了。大气当中二氧化碳的量已经积累到了相当的程度,以至于全球的平均温度已经升高了1度,这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否认的既成事实。那么,未来之路何去何从呢?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当中设定的全球目标,就是通过全球各国的通力合作,将温度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如果能够做得更好,最好能够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下,但是现在已经升高了1摄氏度,所以我们的空间并不多,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了采取行动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第三个视角。因为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所以解决全球问题需要的是全球通力合作。气候变化,全球变暖,并不是像当地污染一条河流一样,影响的只是当地人口。我们现在讨论的情况是,如果在世界一侧的人采取了一些做法,它影响到的,可能是世界另一侧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生计和生命安全。所以,这样一种全球性的问题、全球性的危机,必须要通过全球通力解决,这也就从另外一个角度验证了采取行动的必要性。除了必要性之外,我还强调另外两个关键词,第一,我们采取的行动必须是不可逆的,是必须坚持到底的。第二,我们所采取的这些行动刻不容缓,绝对容不得耽误,不然,我们将会因为自己的行为而承受严重的后果。最后,我想说明一点的是,越早采取行动,我们获利越多,代价越少。如果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一再推迟,结果就是将来会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导致更多人从中遭受苦难,导致经济遭到更加严重的损害,而且要恢复起来也是困难重重。所以,我们这个过程必须是延续的,必须是只许向前、不许倒退的,必须是刻不容缓的,同时也必须是通过集思广益、共聚全球智慧来解决的。

  您刚才提到,我们特别关注到美国的情况,“基础四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就一定要身体力行向他们作出典范,通过我们的合作向他们表明是沿着现在的既定方向奋勇前行的。毕竟我们现在碰到的气候变化问题并不是由我们自己所造成的,但是我们依然承担着这个责任,勇于作出自己的努力,这就让我们已然站在了道德的高地上,而且现在新达成的《巴黎协定》在我看来,是我们可以在全球层面具有普适性、通过集体智慧共同合作来推进的一项工作,它的范围包括了不仅是减缓,也非常突出适应,而且在最后特别强调这个过程只许向前,不许倒退,不可推迟。

  中国产经杂志社记者:

  我想问印度的普拉萨德先生,对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落实层面上各有不同,如何界定发展中国家自主决定的灵活性,以及如何科学监测与核算发达国家的出资?

  解振华:

  刚才的问题,南非部长也想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之后请印度部长来回答你的问题。

  汤普森: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给我这样一个发言的机会,其实,我想回应的是前一位记者朋友就美国当前政策变化提出的问题。大家也已经知道,对于像我们这样的非洲发展中国家来说,美国政策的变化是我们比较关切的一个领域。但事实上,如今的美国政府在气候变化上的立场并不明晰,无论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还是在《巴黎协定》的问题上,新一届美国政府内部观点也存在着诸多分歧。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没有看到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出的明确政治信号。在现阶段,对于我们“基础四国”的所有成员来说,我们只能说是坚定地重申我们自己在多边进程中的立场,表达我们对于多边进程的支持。也许,我们这一鲜明的态度会对美国的政治以及国内政策产生影响。

  普拉萨德:

  现在我回答刚才那位记者朋友提出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或者说观点上的分歧,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的一个基础,无论在哪个文件、哪个章节或者哪一条当中,字里行间都体现着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公平,要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至于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采取哪些措施,也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在界定国家自主贡献(NDC)的时候,我们也已经发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预期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区别。比如说,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提出资金的支持,以及进行技术转让等等,有一些国家已经在做,但是有一些国家还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有一些国家即使承担了责任,但也没有履行自己的历史责任,这是未来需要改善的一个地方。我认为,从总体上来说,现有的文本为有关各方未来所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奠定了基础,在未来的界定中还要做更多的工作。

  你第二个问题提到,怎样以科学的方式对发达国家的资金进行监控和核算?其实,我们有全球盘点的工作,也有来自于IPCC的报告,这些数据是我们采取全球行动的一个基本信息。我们此前做的这些工作,也都是基于这些来源的输入而作出的决定。

  总结一下我们的立场,我们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界定,还是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会对各方的责任进行进一步探讨,并以科学的方式来衡量我们采取行动的质量,未来这项工作也还会继续。

  解振华:

  非常感谢“基础四国”的部长们,以及我的同事们,大家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立场。也感谢在座的媒体朋友们耐心地听我们阐述。今年下半年,巴西将举办第二十五次“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今年年底,要在德国波恩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三次缔约方大会,欢迎在座的媒体朋友参加。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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